地域文化的利益观
中国的传统社会所形成的国家关系是以血缘和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的人伦关系将分散的个体组织起来，着眼于家庭和社会利益的全局，尽管生产方式有些落后，其注重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因子。而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启动来源于横的移植，并非纵的生长。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中国重礼仪教化的优秀特质被现代化所渐渐冲散。时下，中国传统文明渐行渐远，使得人们对社会、整体利益的认识开始淡化，对物质的焦虑或者说对财富的焦虑，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经济症结。在这样一个文化更迭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开始变更，即从家族或是整体利益为主的某一特有领域的经营积累转变为以利益获取最大化作为根本动机的，向多向度领域延伸的，纵向扩张的积累。从这一点上来说，是对中国大部分企业家，尤其是受到现代化影响较深的江浙一带企业家实施“多元化”战略投资策略的最根本诠释。
那么，日本为何到现在还仍然保持着对家族或是某一固有领域的经营策略？这与日本传统文化有着什么样的联系？这也是探明日本企业为何以“精益”二字作为发展企业之本的根本所在。二战后的日本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从一片废墟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日本企业的成功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虚心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二是充分地利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追本溯源，在成吉思汗时期，日本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孔丘的儒家文化、经济繁荣期的唐朝文化。这样说来，在日本，对家族式企业，或是对某一领域的精益钻研就不难理解了。可以说，日本企业的发展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基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遗忘掉了。
一种文化的取舍导致的两种不同走向证明：企业经营战略是否包含古文化底蕴及新文化精神，不仅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而且还影响着社会整体价值观体系的建立及健康的运作。正如《中日企业家的差距》一文所谈到的，日本一个做汽车轴承的家族企业，几代人承继着家族的整体利益，专注探索、不断创新，以对精益产品的追求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在提升品牌信誉度的同时，获得了可持续性的盈利价值。而中国江浙一带的企业，虽以传统批量生产方式进行生产，但早已失去了传统精神文化动力的支撑，以多向度多领域快速的批量式生产而获利。这样一种“打游击“式的经营理念只能牟取一时的经济暴利，但失去的是一种恒定的持续长远的经济基础。
可见，同一文化根源所滋生出来的两种经营模式的实践表明：企业追求最大利益的方式，应该以赚钱作为经营的结果，而不是经营的目标。
人本理念的价值观
人本理念传承至今，与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将单向度的个体人变之于受启蒙的独立的多向度的人，开启了现代性的图景。在工业化文明演化的运作中，在同一空间下，物与人的较量中，究竟哪种力量真正推动着人类未来新兴发展？的确是值得商榷。
从传统空间与现代空间之间的转化过程考察得知，物的制造与创新引领着人类文明跨出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一步。从传统通过肌肉做功与自然界发生能量的生产方式到机械化、电动化的现代性生产方式变革，推进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在后现代社会的今天，当这种现代性生产方式已然量化的同时，达到质点的飞跃需要等待多久？又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引发？这也是人类亟需关注的问题。先进性机器设备为个体人的生活带来根本性变革的同时，也使得个体人沦为这样一个怪圈：依靠物获取生命意义的生产方式，即以交换穿梭的空间作为型塑“类存在体”的工具，在物的作用下，将人转化为非个体性自在的“类存在体”。在这一视域下，重新思考企业的发展前景尤为重要。《中日企业家的差距》一文中提到，硬实力与软实力的较量，说到底实则为物与人的较量。当我们继续引进大量新进设备来投入生产，以求得企业最大效益时，日本企业早已高瞻远瞩地加大投资力度，对个体人进行培训，这里不仅包括对技术的深入研究，重要的是将传统“重民”的文化因素夹杂其间，凝聚成一种企业的文化效应。所以说，时下的企业并不是只要具备了先进的设备就可以高枕无忧，获取利益的最大化。由个体人所制造的设备并不是万能之物，只要将个体人这一“类存在体”本质上发生变革，即从个体人技术研发入手，以人本主义为理念，培养出独立的自在的“类存在体”，才能使得企业长盛不衰，才能引发社会实现质的飞跃。
可见，在物与人的较量中，现代人才是推进时空实现进一步穿梭的源动力。
可持续性的世界观
每一个地域生成不同的地域文化，每一种地域文化锻造出不同的性格脾性。中国人的慢性子与日本人的急性子本是有所公论，两种性格突显出不同的文化内涵，但万事万物必有二元悖论的辩证性。中国人悠然自得的慢性子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浮躁不堪。时下，快节奏、高速度获取最大利益的观念已然摄入骨髓，西方式的讲究立竿见影，讲究效率和速度的生存方式成为国人的主导性格。这样一种外来性格的“引入”，也深刻地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之中。以企业建设为例，当为了牟取大规模的利益，或是在破旧的厂房、简陋的设备下进行的批量生产，或是大量的运用先进生产设备，而不顾及员工的素质培养。这样以重利为本的生产方式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因为，这种不顾及产品精细化生产以及产品质量的优劣，以完成计划任务为动机的生产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前提。一言以蔽之，品牌建设的失败必将使得企业不会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相反，注重效率、时间观念很强的急性子的日本人渐渐修身养性起来，开始了“太极”式的领悟：注重效率、高速度的求发展不利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日本企业为例，正如《中日企业家的差距》中提出的，日本企业家注重专注、创新、精益求精的理念，以“以柔克刚之术”真正打响企业品牌建设的攻坚战。在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在对先进设备进行引入的基础上，以精细化的生产为本的企业建设赢取了可持续的利益最大化。然而，日本这种企业发展的意识已经上升到了人类生存的世界观意识。人类为利益所驱动的采取的生产方式已经破坏到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对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的重视，并在生产过程中对不利因素的消解成为了日本企业发展的根本意识。从这一点上来说，尽管近几年我们也意识到了人类自然环境以及无法再生资源的消耗问题，但与日本相比，这种高度的可持续的世界观意识还不在一个层次上。
可见，在快与慢的二元背反中，企业发展、品牌建设只有立足高远，才能真正获取最大利润的可持续增长。
自由的规则辩证观
自由与必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基本元素，是以事物的客观必然性为前提的，且自由包含其中。但从深层次上探析，这种个体人的自由与客观事物规律之间的关系存在一种能动的转化。如果我们把外在的客观规律转化为个体人自我存在的内在因素和环节，那么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便从外在转化为真正的内在了，即主体以客观规律作为对自己进行支配和制约，呈现出一种主体的自律和自决意识。以企业建设为例，企业的运作必将有其恒定的规则和制度，只有主体恪尽职守，严格按照企业制定的规则进行生产，才能从某一方面确保企业的正常运作。这里主体对企业规章制度的服从，是一种外在的机械式的一种规训模式，这势必与个体人的自由意志相冲突。于是乎，就会出现《中日企业家的差距》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国人总是比日本人‘聪明’，总可以找到规则的漏洞。”我们之所以寻找规则的漏洞，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我们将自由与规则作为两个对立面来考虑，并没有将这种规则深入到主体的内心。而日本“除了服从还是服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规则、有秩序的社会。”相比较而言，日本将外在的规则制度内化为主体能动的前提条件，即将这种规则转化为自我主体的内在要素。所以说，我们与日本对规则的认识不同，其实是对自由与必然的认识深浅不一。首先认识规则存在的本质，只有在客观的认知规则的必然性后，将其外化为主体认知的过程，方才实现了第一种转化。正如列宁所说，“尚未被认识的‘自我之物’转化为已被认识的‘为我之物’。”尔后，将这种对规则的客观认知转化为主体的自我支配和制约的意识，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最大化的自由。这种辩证法实则就是对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规则就愈多。
可见，对于企业而言，只有将规则制度内化为企业员工自我制约与支配的意识，才不会出现这种钻规则漏洞的“小聪明”。只有这样，“规则越多的地方，秩序越好，自由其实也就越多”，自由多了，主体才能真正发挥出积极地主观能动性，才能推进企业的发展。（李涛）